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因素
黄春兴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学系
2007年第三届华人哈耶克研讨会论文
一、 前言
近年来，两岸同时吹起一股借镜北欧的北极凉风，清新中带有点寒气。不约而同地，我们都希望能从挪威、瑞典、芬兰等这几个远居北极圈的国家，学习到一些有助于实现理想的立国制度。
先说台湾。台湾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因中国大陆的崛起而日益狭隘。对此，民进党政府采取了频踩红线的危险策略，以突显两岸之间的政治矛盾。《中国时报》便曾引述某位美国官员的观点，劝告民进党政府宜学习芬兰在苏联时期处理对苏关系的戒慎态度，不仅在政治事务上谨言慎行，连其资本主义体制都混入甚高比例之社会主义内容，并坚持到苏联共产社会的崩溃。[1] 同时，中国大陆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也影响到台湾的经济成长。《商业周刊》就连续报导这些北欧国家如何能在紧邻之德、英、法等经济大国的竞争压力下，长期维持他们在经济、科技、社会方面的高度成长。[2] 最近，北欧的生活美学也开始成为台湾在进入高所得社会之前的学习教本。
在中国大陆方面，借镜北欧的浪潮因今年初《炎黄春秋》刊登〈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及六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瑞典而热络。其实，这发展可上推至2006年胡锦涛访美时发表“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讲话、同年底出版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以及2007年初温家宝总理借新华网转发文章谈及“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等事件。就社会现实面而言，这新论述起于思想界对经济开放所带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及其展现在住宅、高等教育、医疗、三农等严重问题之反省。诚如《南方周末》记者史哲的感触：“对这个遥远国度了解得越多，瑞典模式的平等与福利越能唤起中国人关于社会主义的遥远记忆＂。[3] 简单地说，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会为中国大陆所借镜，可归因于下四点：(1) 瑞典的社会福利完备，(2) 瑞典的经济产出约有70% 归属公共部门利用，(3) 瑞典属于高所得与高科技的社会， (4) 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奉马克思与恩格斯为祖师爷。
北欧各国的社会制度虽有差异，其共通处则是实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社会民主体制。本文将仅就中国大陆目前关心的瑞典为例，探讨其成功原因。另外的理由是四国的产出量与人口数均以瑞典为最多，而且其社会福利思想也有较长的历史渊源。本文目的在指出：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建立在以下三个条件：经济规模小、经济制度自由开放、经济发展以企业家为主体。瑞典虽然实质上偏向社会主义，但这三项条件使得瑞典在资源分配上依然决定于未受到太大扭曲的价格体系，因此其经济尚能维持高度的效率与成长。两岸在借镜瑞典时，不宜只关注他们推行的福利政策，而是应该去探讨他们如何在推动福利政策时避免扭曲市场的价格体系。
二、 瑞典经济概况
首先，我们从表一来暸解瑞典在2005年的经济概况，同时也和两岸的经济概况加以对比。另外，表一也包含一些我们计算出来的相对规模之数字。
表一 经济概况（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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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 |
欧盟 |
世界 |
中国大陆 |
台湾 |
|
人口（百万人） |
9 |
457 |
6389 |
1308 |
23 |
|
人口占世界比例（%） |
0.1 |
7.2 |
-- |
20.5 |
0.4 |
|
非农业就业劳动力／总劳动力（%） |
98 |
95 |
-- |
51 |
92 |
|
GDP（十亿美元， PPP调整后） |
255 |
11650 |
55500 |
7262 |
576 |
|
GDP占世界比例（%） |
0.5 |
21.0 |
-- |
13.1 |
1.0 |
|
过去五年平均GDP成长率（%） |
2.7 |
1.7 |
3.7 |
8.4 |
3.4 |
|
人均 GDP（美元， PPP调整后） |
28400 |
26900 |
8800 |
5600 |
25300 |
|
出口值（十亿美元） |
122 |
1109 |
8819 |
583 |
171 |
|
出口值占世界比例（%） |
1.4 |
12.6 |
-- |
6.6 |
1.9 |
|
进口与出口总值／GDP （%） |
86 |
19 |
32 |
20 |
58 |
|
政治自由度（政治权利） |
1 |
-- |
-- |
7 |
2 |
|
政治自由度（公民自由） |
1 |
-- |
-- |
6 |
1 |
说明：1. 人口：瑞典、世界、中国大陆三者的数据源为OECD Factbook 2007 -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tistics, OECD. http://fiordiliji.sourceoecd.org/ vl=511380/cl=26/ nw=1/ rpsv/factbook/; 欧盟、台湾两者的数据源为CIA (2005)。 2. 非农业就业劳动力/总劳动力、GDP、人均GDP、出口等数据源为CIA World Factbook, 2001-2007, Website and Book,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 the-world-factbook/index.htm。3. 过去五年平均GDP成长率的数据源为CIA (2001- 2005)，本文计算；其中欧盟数据仅以2004与2005两年数据来计算。4. 政治自由度（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数据源为Freedom House (2007), “Freedom in the World: Comparative scores for all countries from 1973 to 2007”, http://www.freedomhouse.org。
根据表一，我们分项说明瑞典经济的一些特点：
1. 瑞典人口只有 9百万，占世界人口数的比例略高于0.1%，不到台湾的一半，更不到中国大陆的百分之一。
2. 若以劳动力来衡量产业的规模，瑞典的非农业产业占总产业规模的98%，这数字不仅高于台湾的92%，也高于欧盟的95%。相对于瑞典，中国大陆这几年虽然工业成长快速，但其非农业产业仅达总产业规模的半数。
3. 瑞典的GDP（国内生产毛额）占世界的比例约为0.5%，低于台湾的1%，更低于中国大陆的百分13%。不过，瑞典平均每人每年产出的GDP为 28400美元，高于台湾的25300美元和欧洲平均的26900美元。相对于此，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不到瑞典的四分之一。由于本文关心的是人民的实际生活，因此在衡量总产出时，我们采用经过PPP（购买力平价指标）调整过的GDP。
4. 瑞典的出口值占世界总出口值的1.4%，低于台湾的1.9%和中国大陆的6.6%。不过，以进口与出口总值占国内GDP的比例而言，瑞典高达 86%，高于台湾的 58%，更是远远超过中国大陆20%的和欧洲平均值的19%。
5. 在政治自由度方面，瑞典不论在政治权利或公民自由两种七分位指标均位居最自由的等级；其自由程度高于台湾，更远高于中国大陆。
这些数据呈现出来的瑞典是一个人均GDP居世界之首的国家，不过，她却是一个GDP和人口占世界比例都很小的国家。她的政治自由度、进口与出口总值占GDP之比例、非农业产业占总产业规模比例等也都居世界之首。
以下各节，我将分别说明这些特征是瑞典社会民主制度能成功的原因。
三、 福利国家
从产权制度上看，瑞典是私有产权制国家，算是自由主义国家；[4] 但若从资源的支用来看，其公共部门支配七成GDP的事实让许多自由主义者将她归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因此，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瑞典的经济学者便提出“中间路线＂（The Midway）和“第三条路＂（The Third Way）的观点，并逐渐发展成“福利国家＂。不论这体制的称谓为何，今天的瑞典人民是在私有产权受保护下参与市场的自由竞争，但也缴纳很高的税赋以支应政府提供各种福利措施。
瑞典具私有产权又大幅推动社会福利，因此自由主义（以下以此替代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认定其体制时都有所保留。不过，当他们看到瑞典经济的表现优越时，却又争夺功劳：自由主义者将瑞典的成就归因于私有产权制度下存在的行为诱因，而社会主义者则将成就归功于和谐社会下的较低社会成本。的确，这些贡献都是正面的，也都能提升生产和经济效率。但从寇斯或张五常的观点来评论，则这类争议的意义并不大：如果制度运作的交易成本接近于零，则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呈现出来的生产与经济效率会很接近；如果交易成本不接近于零，我们就得费尽心力去比较这两种主义的交易成本。早期，张五常认为社会主义的交易成本远大于自由主义；但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他则认为中国政府（开明专制）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之交易成本也不高。然而，这观点并未解释到瑞典兼顾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民主政治下所表现的经济成就。
由于行为诱因与和谐社会的相对效率不容易比较，甚至无法具体比较，我们不妨抛开效率。在自由主义社会，若不考虑贪污腐败的现象，个人所持有之天资、机运等自然禀赋的差异会直接反映到个人累积的财富差异上。这反映过程是一种扩大过程，其扩大效果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增大。因此，在自由主义社会，人们的平均财富随科技进步而提高时，贫富差距也扩大。相对地，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府强制将财富从相对富裕者移转到相对贫穷者，其效果的确能缓和社会的贫富差距。然而，即使社会主义能在不伤及财富创造下缓和社会的贫富差距，光是想到“强制＂二个字就已使得我们无法客观地去比较这两种主义的相对优越性。
让我们想象自由主义社会下的一种可能，也就是相对富裕者发现社会贫富差距其实是一种会影响其私有财之消费效用的“公共财＂。于是，他愿意减少私有财之消费，将省下来的钱移转给相对贫穷者，该善这公共财，创造双方效用都得以提升的社会新境。如果这社会新境不是虚拟，则在实现社会和谐的均富过程中，自由主义的运作成本显然较社会主义低了许多：这除了免除了财富重分配的成本行政与执行成本外，也避免了强制下带给个人的负效用以及个人伴随出现的逃避性调整行为。
人类历史上并不乏这类相对富裕者情愿移转财富给相对贫穷者的故事，但一般人情愿移转的财富规模都很小。当然，每个时代都有较大规模的移转个案，但毕竟也都只是个案。如果我们接受个人关爱自己胜过他人的“经济人假设＂，则随着经济成长和个人财富的增加，这类新个案会逐渐增加。当个人切身的需要满足后，也就比较情愿较利用部分财富去改善贫富不均的现象。社会的所得愈高，个人情愿改善社会贫富不均的财富比例也愈高。今日的瑞典是否就处在这境地？瑞典的人均GDP接近三万美元，但这是在高度社会主义化下的当今社会；若在自由主义下，以同样的生产力，人均GDP至少可提升三分之一或达四万美元，约为中国大陆的五倍。这是调整过 PPP的数字，也就是真实生活水平。试想，如果我们现在的实质生活水平能提升五倍，我们是否情愿减少私有财之消费以换取更多更好的公共财？
在经济理论上：当所得逐渐提升后，个人消费私有财的边际效用可能相对于消费公共财而递减。此时，政府因提供公共财而强制人民减少私有财之消费所引起的负效用，不论是私有财消费量的降低或是强制带来的不悦，其程度都会将随所得之增加而下降。当前瑞典人民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的高所得带给他们情愿去接受一个贫富较平均的社会。就整个社会情境而言，由政府强制课税以提供公共财的效果和由私人情愿移转的效果已无显著性差异。在高所得情境下，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消费私有财和公共财之间的差异并没那么大。
四、 企业家精神
上一节指出：当人均所得相当高之后，个人消费公共财的边际效用会逐渐高过消费私有财的边际效用，而此时政府则拥有提供公共财的相对优势。但值得注意地，这论述的基本前提是这个社会的所得相当高。相对于私有财，公共财算是“奢侈财”，不仅其所得弹性大于一，而且单位生产成本亦高，尤其以被视为公共财的“贫富差距”之单位生产成本更高。[5] 事实上，只有高所得的社会才有能力消费高生产成本的奢侈财。换言之，由政府提供高生产成本之奢侈财的政策完全不适用于低所得社会。因此，当我们同时看到瑞典优厚的福利政策和高所得时，得立即认清自己社会的所得水平并铭记贫富差距乃是高生产成本之奢侈财。政府在试图实现这两目标时，除了不宜在低所得时贸然提供高生产成本之奢侈财外，即使在进入高所得后，依旧得将所得成长之相关政策置于福利政策之先。[6]
这里，“所得成长之相关政策”是指高所得社会之经济成长政策，而不是低所得社会的经济政策。低所得社会之经济成长可以直接从外国引进大量资本、商品、技术、制度等而达成，但是高所得社会的经济成长只能仰赖国内在商品、技术、制度的点点滴滴的创新和累积。因此，除非我们不想追求瑞典式的福利政策，否则就必须接受这样的自我约束：凡用于福利政策之经费必须来自国内在商品、技术、制度之创新部份产生的附加价值。否则，学习瑞典的福利政策将会伤害到国内所得的成长。
换言之，政府若欲实行瑞典的福利政策，就必须提高来自国内在商品、技术、制度创新而产生的附加价值，也就是让国内企业家们能在商品、技术、制度等方面展现创新的能力，或称“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我们不必给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下太严格的定义，任何人只要披上一件绣着“企业家”的外套就是企业家。不论是谁，披上就是，脱下就不是。[7] 严格一点说，当个人抱持着“全盘性警觉（backward alertness）”或“前瞻性警觉”（forward alertness），在商业世界中发现利基并展开企业活动，他就是企业家。一个社会的企业家愈多，这个社会在商品、技术、制度等的创新成果愈可观。这个社会也就愈有本钱实行福利政策。
由于企业家创新出来的商品、技术、制度都是未曾存在的，他们的活动其实已经走到了人类商业社会的前缘，超过这前缘线就是深邃而无穷尽的未知宇宙。企业家的活动就是跨过这条前缘线，继续航向未知而危险的宇宙；他们没星际地图，只能凭其过去累积的经验、知识、直觉等去开创未来世界。换言之，企业家勇往的空间本来就无疆界，并没有“开放”或“自由”这些概念。自由与开放，是针对于被束缚的现况而言的。若政府要求他们在这无疆界的世界中，必须依照哪些已知的知识展开活动，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既有的知识在此不确定情境下只能供参考而无指导能力，也因为这些知识可能用处不大、甚至有害。政府和官员只能被动地响应他们的要求去协助他们，而不能有主动的计划或限制，否则，也是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
企业家的活动空间是不确定的世界，学校也就没有一套可以循序渐进的教材可以将一位大学新鲜人教成企业家。台湾有句谚语：“企业家是打滚出来的”，指的就是只有不确定的环境能培养出他整合现有知识和发展出他的商业直觉和勇气等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加在人民身上有过多的限制，就很难培养出来企业家。我们在表一也看到：瑞典在政治自由度的两个指标上，也都是居于各国之首。
五、 价格结构
瑞典的福利政策建立在高所得的基础上，而高所得的维系有赖于企业家。瑞典是先有好的企业家活动的环境，福利政策才得以健全发展。企业家从经营环境和市场中获取信息、判断利基、决定行动。市场信息虽然零乱，但企业家能去除随机性的噪声，过滤并汇聚出需要的信息。如果市场信息掺杂了来自政府干预、扭曲、变造等信息，企业家基本上无能力过滤这些系统性噪声，这势必影响到他的判断与行动。[8] 当政府干扰了市场的价格结构，即使有再多的企业家，也依然无助于经济的稳健发展。
社会主义者不满资源依照市场的价格机制来配置，因此，社会主义政府也就把价格管制和干预视为职责，企图控制经济活动。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政府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可以先行选择理想的市场均衡点并计算出支撑该“理想均衡点”的“理想价格结构”，接着计算在市场机制下依此理想价格结构能发展出该理想均衡点所对应的“理想资源分配点”，然后以此理想资源分配点为目标重新分配现有资源，并要求市场依此理想价格结构运作。基本上，苏联以五年为一期的经济计划就依此理论展开，并在1970年代的前几期获得不错的成就，也吸引世界各国的效法。[9] 然而，米塞斯（L. Mises）就在众人皆醉时清楚地指出：苏联经济计划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认真地搜集了当时生产技术、资源状态、人民需要等信息，也精确地计算出理想价格结构。这些信息在计划前几期时变化不大，由此计算的理想价格结构和经由市场运作所得到结构相差就不大。计划若要持续下去，则未来每期都得搜集生产技术、资源状态、人民需要的变化，并重新计算和调整理想相对价格，否则作为目标的均衡点就会失去理想均衡点的意义，而计划经济已将失败。
这的确是件巨大的工程，但米塞斯忧虑的不是计算的繁杂或工程成本，而是逻辑上的不可能性。他认为：一旦计划开始执行，计划当局将因无法评估新生产方式、新原材料等的市场利润，于是就会随意设定这些中间财的价格，生产结构的选择就跟着偏差，从而开始偏离市场机制下可能的运作和发展方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经过几期之后， 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惨不忍睹。到了1980年后期，果然如米塞斯的预言，苏联的计划经济和国家经济彻底地崩溃。如果当时计划当局能够不断地搜集新生产方式与新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并修正其理想价格结构，苏联的计划经济未必会失败。米塞斯认定苏联计划当局无法做到这点，因为伴随计划经济而来的制度变革是强调集体生活的大型农场和大型国有工厂，以及为了降低计算与控制成本而要求统一的生产程序，这些都是无法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找到相对应的价格。计划经济也就注定走向崩溃。
换言之，米塞斯不相信苏联政府有能力一方面维推行计划经济，另一方面让计划经济所依据的理想价格结构不偏离市场机制下的价格结构。然而，我们发现这些计划经济的致命点并没有在瑞典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原因是瑞典采取了完全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任由市场自行决定价格结构。在表一中，瑞典的进口与出口总值占国内GDP的比例高达 86%，而依赖对外经济往来而生存的台湾也只有 58%。这可能跟瑞典的高度工业化有关。瑞典的非农业产业规模仅占总产业规模的98%，高于台湾的92%。这表示瑞典的农业比例甚低，而农业通常都具有在地性，其价格较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另一方面，这也表示瑞典的中间财产业比例较台湾高，而中间财产业基本上是与国际市场同步在运作。
为了不干扰生产结构，瑞典的社会主义避开了对中间财价格的控制。又由于市场完全开放而且国家规模小，消费财的价格结构基本上也是跟着国际社会的脚步。这些因素使得瑞典的重分配政策只能以租税和政府支出方式来进行，也就是以福利国家的模式进行。在福利国家下，瑞典政府基本上只提供福利给百姓，并不生产所提供福利之相关商品。这样，政府可以减少生产过程的监督成本，更可以降低官员的贪腐机会。既然不生产，政府提供福利的预算就只能来自租税。租税和国家参与生产同样都会扭曲资源，但租税引发的人民的避税与逃税的社会影响，并不等同于国家参与生产引发的官员贪腐的社会影响，因为人民的避税与逃税之背后依旧是创造财富的（地下）生产活动。
六、 结论：
据说在北极圈附近Sami人居住的地区是一个横跨挪威、芬兰、瑞典和俄罗斯一个半岛，共约十个台湾之面积的拉布兰地区（Lapland），至今仍是一个共有地区（commons），任何想常居于此的人都可以自行圈一块地盖起房子和小庭园。这里没有国界，私有产权也限制在个人搭盖的房子和小庭园之内。在这个埃默森（R. W. Emerson）宣称“地球每个角落都已经被人占为私有＂的私有产权时代，这里无疑地是一个梦幻的理想世界－－终极的共产社会。紧邻这个终极共产社会的瑞典，也的确实现了不少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她坚持私有产权制度，也小心地不让政府干预价格结构；为了长期维持这个理想，她仰赖企业家创造高的所得；为了让企业家精神生生不息，她努力维持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的确，瑞典成功地发展出经济成长与社会福利并存的制度，但我们不能忽略维持这制度背后的自我约束。当然，瑞典并不是完美的，福利国家也存在许多的问题，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议题。
最近在探讨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时，许多作者都摘录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沈恩（A. K. Sen）的名言：“对于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情－－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与无犯罪的小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的确，这些都不是可以用所得来衡量的私有财与公共财的消费。但是从本文的讨论，我们也得知：当个人所得低时，他对这些财货的需要也就低于对一般私有财的需要；当个人所得提高后，他对于这些财货的需要也就会超越对一般私有财的需要。毕竟，社会主义是相当豪华而奢侈的主义。
- END -
[1]《中国时报》，〈芬兰专题之政治外交篇〉，2006年3月20日，台北出版。
[2]《商业周刊》，744、1001、1001等期，台北出版。
[3]《南方周末》，〈瑞典社民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2007年6月21日，广州出版。
[4]习惯上，这应称为“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本文称之“自由主义国家＂以避免本节所欲澄清之一些混淆。
[5]当政府强制地从相对富裕者取得1元时，加计个人行为调整之后的社会成本可能高达 1.2元，但实际移转到相对低所得者的金额可能只剩下 0.8元。换言之，每单位所得移转的成本高达 50%。
[6]由于瑞典已是高所得国家，我们无法从现实的参访或表一的数据中看到这涵义，但这涵义却是忽略不得的。
[7]一位大学教授在实验室中发明新材料，披上“企业家”这外套出去办厂，就变成了企业家；一位旅游者在贵州发现酸汤鱼，回到台湾披上这外套去开专卖店，就变成了企业家。
[8]奥地利经济学派在讨论景气循环时，就提出错误投资（mal-investment）的理论，认为：政府的低利政策将影响企业家对产业内生产结构的利基评估，其后果将改变他们的投资对象和扭曲产业结构的发展。
[9]台湾也在1980年代推动以四年为一期的国家经济建设计划。